蒲江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宋代理学家魏了翁等文化历史名人的故乡，民风淳朴，“无讼”文化流传至今，一直是远近闻名的“无讼”县。近年来，蒲江县人民法院沿着“诉源治理、诉前分流”思路，以蒲江本地茶文化为根基，深挖无讼文化精髓，不断丰富“三善”理念内涵，创新实施新“三善”行动，推动建立“五老”调解等民间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2013年至2016年，蒲江法院受理案件数年均下降9.17%，诉源治理效果持续显现，赢得了当地党委政府满意和人民群众好评。日前，记者来到该院，深入调查蒲江法院“五老”息纷争、“三善”治诉源的特色工作。

　　记者了解到，在2013年以前，蒲江法院和许多法院一样，也面临着民间纠纷多发、“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局面，仅2010年至2012年，该院收案数就由1223件猛增至3572件。2013年6月，该院着重于工作职能下沉，通过深入基层走访，分析研判民间矛盾纠纷类型，决定继续发扬蒲江“无讼”文化传统，培育、塑造和发展民间新乡贤，传播“孝悌”“仁义”“道德”等善念。在此基础上，该院党组提出“沉身心、沉理念、沉落实”思路，沉入基层考察诉源，沉淀理念内化于心，沉稳落实培育新乡贤，破冰民间调解瓶颈，开辟纠纷源头化解新路径。

　　“善治含义很宽泛，针对纠纷的化解，要有一种善良的思维，运用善良的方法手段，最终追求善的效果。”蒲江法院院长张保川告诉记者：比如我们针对地方纠纷特点、人文特点以及地方资源优势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地方措施，就是诉源善治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治理手段。

　　张保川介绍，该院干警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民间纠纷类型和民间解纷机构等情况进行摸底后发现，婚姻家庭、邻里关系、侵权赔偿等传统型纠纷仍占民间纠纷的大多数。与此同时，传统的民间解纷能力却在弱化，导致大量纠纷涌到法院。为此，该院广泛收集逐渐消失，但与民间解纷有关的良言警句、族规族训、乡规民约等符合法律规定的“善言”，边调研边宣传，促使这些优良的文化理念及规则重新沉淀在百姓心中，外化于自觉行动中。

　　该院干警走访时还发现，农村社区有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老代表、老军人、老教师，熟悉当地风土人情、身份受人尊重、说话有一定分量。他们政治思想觉悟较高，也想发挥余热为社会作贡献。该院从此处找到结合点，建议他们可以帮助解决一些民间纠纷，传播文明与法治。这一建议激发了他们发挥余热的热情与激情，在此基础上，法院进一步推动引导建立了“五老”民间调解机制，由这些新乡贤成立新型民间调解组织——“五老”调解队，“五老”调解员也成为了矛盾预防员、纠纷调解员、法制宣传员、文明传播员、民情联络员。

　　记者来到蒲江县成佳镇时，“五老”调解队队长徐泽荣正在调解一起婚姻家庭纠纷，当被问到为什么能够坚持不懈地做这样的工作时，徐泽荣答道：“刚开始我们没有工资、没有补贴，甚至要自己掏钱请当事人喝茶、抽烟。有人还给我们取了一个外号‘五老痴呆队’。其实我们不憨不傻，我们的目的是化解村民矛盾，只有我们周围的矛盾纠纷减少了，我们的村社才能和谐、百姓也才能真正安居乐业，这是我们的荣誉和动力。我们的调解，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更多的是按本地的习惯、习俗、习语调解，这些才是我们的本领。”

　　成佳镇是远近闻名的绿茶之乡，当地的矛盾纠纷多因茶园而起。老张家和老王家的茶树地紧挨着，雨季来临时，大雨冲毁了田间的田埂，田埂刚好处在一处坡脊，你过来一寸，我过去一尺，老张和老王为这寸土之争闹得面红耳赤。“五老”调解员到了现场，根据“上不弯腰、下不抬头”的民俗（即上面的农户不弯腰种下面的地，下面的人不抬头种上面的田），找到坡地田埂的相对平面，一个钉一个桩，再拉一条线，就把田埂分好了，用土办法立竿见影，就化解了一起领地纠纷。

　　记者了解到，该院在指导推动“五老”调解工作中，善于将古今解决纠纷一些好的规则、好的方式方法与和合文化融合起来，并创造性地拓展与发扬，指导“五老”调解队提炼出了若干解决民间纠纷的方法及规则。

　　对如敬老孝亲、互助友善、和谐包容的善良风俗以及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俗语，如“屋檐水滴现窝窝”“上不弯腰，下不抬头”“卖猪包水草三天”等，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就作为“五老”调解矛盾纠纷的原则。对如“外嫁女不分财产不供养父母”“有女无儿只许一女招赘”以及将父母分开居住赡养等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不良风俗，则坚决予以摒弃。

　　蒲江法院石象湖人民法庭庭长付俊告诉记者，在调解队员掌握方法和规则后，法院一方面通过调解指导例会制度，以会代训、以案代会、专题辅导等加强对各类调解人员的业务指导。另一方面，通过确立裁判规则、发布典型案例、定期组织调解员观摩庭审、召开经验总结交流会等方式，从而指导各类纠纷调解，增强纠纷解决能力，把握住诉源治理的新方法。

　　此外，该院充分融合众人智慧，探索创造了四类纠纷的解决方法：一是“教化型”调解方法解决婚姻家庭关系类纠纷；二是“算账型”调解方法解决财产关系类纠纷；三是“引约型”调解方法解决土地、相邻关系类纠纷；四是“治疗型”调解方法解决生活习惯类纠纷。

　　例如，去年底，蒲江某科技公司起诉某农业公司向原告销售不合格农药，原告方负责人张某要求被告方负责人肖某赔偿由此造成的猕猴桃损失5万余元，而肖某则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农药有质量问题，且张某尚欠货款4万余元。承办法官高法官邀请“五老”调解队队员杨守银一起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利用杨守银对猕猴桃种植技术、销售渠道的充分了解，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信任和尊重，运用“算账型”调解方法，对涉及款项进行衡量计算后获得合意，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被告愿意承担原告部分损失，所有纠纷就此了结，握手言和。

　　为了确保“无讼”文化扎根蒲江，该院主动将“无讼”文化与其他文化深度融合，融文化于诉源治理中，不断提升群众自治能力。一是推动传统儒家文化与“无讼”文化的融合，传承“人性本善”思想，教育群众守善端、积善德、习善知、致善行，从而减少因恶言恶行引起矛盾。二是推动禅茶文化与“无讼”文化的融合，传播“人生如茶、空杯以对”“茶和天下”等茶文化思想，教育群众不虚妄、不矫情，淡泊名利、保存本真，避免因争名争利而酿成纠纷。三是推动市场文化与“无讼”文化的融合，突出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原则，教育群众不短斤少两、投机钻营，保持良好的市场信誉，避免因不诚信、失公义的行为引发诉讼。

　　“五老”调解模式在成佳、朝阳湖等传统型社会试点成功后，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蒲江法院不断改进拓展“五老”调解机制并在全县推广，使之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成为具有蒲江特色的疏解社会矛盾、维护市场秩序、传播公平正义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为了保障“五老”调解队把好事做好、善事做善，人民法庭会同司法所从四个方面提供支撑。一是协助制定“五老”调解员的遴选及管理办法、“五老”调解工作流程等制度，保障“五老”调解规范化运行；二是定期开展“五老”调解员技能培训讲座，不断提升调解工作水平；三是对经“五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依据申请进行司法确认，或出具民事调解书，有力推动“五老”调解工作；四是协调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给“五老”调解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在指导“五老”调解力量有效化解纠纷的同时，不断推动“五老”调解工作向纵深发展。一是在延伸职能上，有针对性地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如成立老人互帮互助、少年自我管理组织等；二是在调解人员结构上，选择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内精英、成功人士等参与纠纷调解；三是在调解规则上，继续挖掘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业规则、交易习惯作为调解依据；四是在效力确认上，把合法性与合乎行规相结合，同时排除限制竞争、制造垄断等不正当竞争规则的适用。

　　在县委政法委的统筹协调下，该县综治办、法院、司法局联合签发全面建立“五老”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将“五老”调解工作纳入综治工作目标管理。经过3年多的努力，共建立127支“五老”调解队，调解队员512名，调解队员成为纠纷调解员、民情收集员、信访维稳员、文明传播员、法治宣传员，“五老”调解网络体系覆盖全县，成为行政、司法、人民调解的有益补充，形成独具特色的“第四大调解”。

　　“五老”调解队成立以来，共化解纠纷1663件，调解成功率达95.85%，占法院同期受理民事案件总数的36.9%。“有纠纷找五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全县信访数量连续两年以12%速度下降，治安状况持续向好，满意度第三方测评名列省市前列，连续两年获评全省平安建设先进县。2016年，蒲江县人口占全市的1.6%，经济总量占全市的1.0%以上，案件数量却仅占0.8%。以“五老”调解为抓手，蒲江县走出了一条成本低、效率高、效果好的纠纷多元化解新路子，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各级领导对蒲江多元解纷工作都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

　　记者了解到，在“五老”调解机制的基础上，该院因地制宜创新“一沉N联”多元解纷机制，通过下沉审判职能，法律指导职能以及法庭参与基层治理的职能，探索系统治理、协同治理路径，积极吸纳各类主体参与纠纷多元化解，扩展建立交通联调、行业联调、劳动联调等机制，形成众调共治的N联多元解纷机制，强化诉调对接，打造线上、线下立体多维综合服务平台，深化诉源善治大格局，从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真正实现法治秩序在农村社会的落地生根，进而实现基层诉源治理，共同应对转型发展带来的挑战。　(王鑫 刘方祺 周云峰 周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