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985工程”社会公正与公共危机控制研究创新基地“司法公正与证据制度”研究方向负责人、学术带头人，四川大学检察制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相关法条《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3条：“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判人员可以召开庭前会议：(一)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二)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的;(三)社会影响重大的;(四)需要召开庭前会议的其他情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4条：

　　

　　召开庭前会议，审判人员可以询问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对有异议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重点调查。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通过增订第182条第二款，创设了庭前会议制度，以推动庭审集中、高效进行。但从新刑诉法实施情况来看，庭前会议在司法实务中的运作难如人意，甚至被视为“鸡肋”。庭前会议制度之所以在实践中遭遇困境，笔者认为，粗疏的制度设计是首要原因，即庭前会议参与主体不明、庭前会议解决事项不清及庭前会议效力不定。

　　

　　庭前会议制度立法的粗疏和法条的模糊，需要通过司法层面的法律解释活动来填充，而程序法的法理正是法律解释的基础。基于此，笔者尝试对参与主体、解决事项、效力三方面从程序法理的角度一一予以澄清，为司法层面的法律解释提供空间，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

　　

　　

　　庭前会议由谁决定召开，是首先要研究的问题。实务中，庭前会议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启动：一是法院依检察院或辩护人的申请而决定召开庭前会议；二是法院依职权自行决定召开庭前会议。显然，无论何种方式，启动权都掌握在法院手中。笔者认为这是由庭前会议制度的立法目的所决定的。庭前会议实乃审判准备程序，无疑当属法院诉讼指挥权的范畴，自然应由法院决定。亦因此，庭前会议并非个案之必经程序，是否有必要召开，应由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审判实际需要而裁量决定。在具体启动方式上，人民法院究竟是依申请或依职权而决定，则在所不问。对于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的决定，控、辩双方认为无必要的，虽然可以表示异议，但若人民法院维持其决定，则控、辩双方不宜再起争执，而有服从及配合的义务。

　　

　　其次是庭前会议应由谁主持的问题。既然庭前会议由法院决定召开，那么应由审判人员主持庭前会议。故，独任制审判的案件，应由独任法官主持；而合议庭审判的案件，笔者认为，原则上由审判长指定一名合议庭成员主持庭前会议即可。同时，我国当前正在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确保庭审实质化进行，庭前会议中，同样不宜由合议庭全体法官莅会，而应由审判长指定一名合议庭成员（一般是承办法官）主持，合议庭其他法官则保持“白纸”心态一步到庭。需要注意的是，主持庭前会议的主体必须是合议庭成员、员额制法官，而不得为法官助理或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