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 重

　　

　　传统廉政文化的道德性

　　

　　我国传统社会注重道德教化，历代统治者都希望通过道德教化增强统治合法性，并借此约束官吏慎重行使权力，减少权力行使中的腐败现象。传统社会始终强调“为政在人”的施政理念，但凡较有作为的皇帝和政治家都将“得人”视为为政的第一要务，通过建立全社会统一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促使官员慎重行使权力。

　　

　　西周时期，统治者提出“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认为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天”的授命。天命属于谁，要看谁有使人民归顺的德。这一观念的产生，标志着开始重视人民的作用。君主行使权力时从“无法无天”到“敬天保民”，奠定了传统廉政文化中重民、重德、仁政的思想基础，客观上有利于促使官员谨慎行使权力。

　　

　　到汉朝，统治者实现了法律儒家化，提倡仁政，提倡统治者通过道德教化达到治国理政的目的，反对不教而诛。儒家思想成为了全社会都必须遵守的“礼”，也要求官员“正确地”行使权力，即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四书五经在过去无宪法观念时代，严格说来就是一种宪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法律思想的中心。”

　　

　　《论语》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的是为官之人应该有德行，只有官吏自身具备高尚德行，才能获得同僚、下属和民众的支持。而要成为一个有德之人，首要条件之一就是为官清正廉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民众用政令治理，用刑罚来约束，民众固然不敢犯罪，但并无羞耻之心；而以道德教化，礼仪约束，则不仅有羞耻之心，还能知道改过。这都无不体现出统治者要求权力谦抑，避免滥施刑罚，提倡道德教化。

　　

　　传统中国社会还注重通过官箴提出为官的戒规，规劝官吏清正为民，慎权慎独。不少广为流传的官箴成为为官的格言。宋人吕本中在《官箴》中道：“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然世之仁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这样一段官箴，即提出做官的基本法则清、慎、勤，要求官员消除侥幸心理，从起心动念之时就勤勉为政。

　　

　　颜希深在清朝乾隆年间任山东泰安府知府时，从旧科房的残壁中发现三十六字箴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颜希深读后，深受启示，便将它移到署内西边走廊，并在碑文后面写了跋文，以鞭策自己和教戒属僚及子孙后代，成为颜氏三代从政为官的座右铭。

　　

　　无论是统治者提倡的儒家道德观念，还是流传甚广的官箴文化，其实质都是通过道德作用对官吏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进行引导，要求官员慎重、勤勉的行使权力。与强制性法律规范相比，道德观念的作用范围更广，作用效果也更为深刻。强调道德观念的作用，体现了统治者希望从源头治理腐败问题的愿望和决心。

　　

　　传统廉政文化的制度性

　　

　　传统中国社会强调对官吏职权严格立法，对权力界限作出明确划分，使权力之间产生制衡。此外，传统社会还建立了细密的监察和严格的考课制度，这在中外法制史上都是少见的。

　　

　　我国传统社会通过立法对官吏的失职、犯罪等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唐律疏议》对官吏违法、失职、犯罪都做出了细密的规定。唐律中正式确立“六脏”罪名，除常人盗、窃盗为一般性财产犯罪外，其余枉法脏、不枉法脏、受所监临脏和坐脏等“四脏”都与官吏犯罪有关。唐律还规定官吏应约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减等治罪。在量刑上，对于官员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都规定了较之于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唐律还要求各级官吏恪守礼法，严惩有悖礼法，违反礼制，欺诈和弄虚作假的行为。《明律》将吏律放在首章，以示国家治民必先治吏之意。对官吏脏至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剥皮实草。清朝惩治官吏贪污的法律可谓是中国古代惩贪的集大成者，进一步加重了对脏罪的处刑，并规定了二十余条“附则”。可见我国古代对于惩治贪污之法规定细密翔实，刑罚严苛。

　　

　　我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其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活动原则都是相对独立的，直接对君主负责，由皇帝最终驾驭。秦设置御史台为中央监察机关，御史成为纠察百官的最高监察官吏，在地方负责监察的官员称监御史，察举各地的违法事宜。唐代监察制度在继承前代基础上日趋完备，监察官员的职责也更加明确。在中央，设有独立的监察机关御史台，是国家司法机关“三司”之一，专门代表皇帝自上而下的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是否存在违法、腐败的行为，是皇帝的“耳目之司”。清朝设置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负责对全国官员的监察和监督。为确保皇帝对官员的控制，清朝实行“台谏合一”制度，将针对六部对口监察的六科并入都察院。

　　

　　传统中国社会，法家“明主治吏不治民”思想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唐朝考课，对于官员的政绩，按照功过分为九等。明朝考课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后者按照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等八个方面考察内外官吏。清康熙以后，形成了“京察”、“大计”两种比较规范而且具有清朝特色的职官考课制度。据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考证，乾隆皇帝在召见官员时，曾亲笔对官员作出简短评语，如“人似忠厚，还可用，然器质只可胜道台而已”、“似可用”、“伶俐，当可造就，再看”等。皇帝依照品格、才具对官吏做出评判，虽难免因个人经验而略有偏颇，但对任职官员进行考察可谓用心良苦。

　　

　　传统廉政文化的局限性

　　

　　梁启超对“人治主义”下过一定义：“儒家此种政治，自然是希望有圣君贤相在上，方能实行。故吾侪可以名之曰‘人治主义’。”这种人治主义要求“圣贤在上位，可以移易天下”，而“政治命脉，殆专系君主一人”。以人治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廉政文化，决定了廉政道德、廉政制度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自身的素质、能力、利益、愿望甚至手段。这是人治社会中权力行使无法克服的矛盾。明太祖朱元璋为防止大权旁落，废除宰相，并亲自接管六部。权力高度集中客观上又使皇帝力所不能及，故复设内阁，入阁成拜相，最终导致政出多门。明朝还出现了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的“厂”、“卫”机关，得宠于皇帝，被赋予各种司法特权，最终非但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反而滋生出更为严重的权力滥用，也给吏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在家族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忠孝是廉政文化特色之一。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传统中国社会中官员和皇帝之间存在双重关系。一方面，官员受到各项法律法规和行政处分则例的制约；另一方面，官员和皇帝之间存在通过礼仪形成的忠孝关系，玩忽职守被看作是对皇帝本人的冒犯，皇帝对官员的不信任也可能是由于官员的忘恩负义。天下是皇帝的，官员贪污腐败，滥用权力损害的是皇帝的利益，甚至可能造成皇帝的天下被颠覆——这是对皇帝的不忠，也是人治社会确保权力廉洁运行的行政伦理基础。不难发现，依靠君主的喜好厌恶及与下属关系的亲疏远近建立起来的忠孝关系，使廉政制度的效果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之中。

　　

　　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司法权、监察权均与行政权合为一体。地方权力由皇帝逐级配置，官吏对上负责，无需对民众负责。从法律制度上对“权力范围”做出界定是简单明确、一次性完成的；但现实“权力行使”却并非如此，它是经常、反复的行为。要杜绝腐败，就必须对权力行使进行全程监督。而专制体制下权力运行的基本特点是单向运转，即自上而下运转，其权力监督同样如此。

　　

　　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认真检视我国传统廉政文化中的道德建设、制度设计和历史局限性，将为当今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强大的传统动力。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