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终岁首，贺岁片抢档上映的时候，总少不了功夫大片。最近，随着《十二生肖》、《一代宗师》等大片的热映，又掀起了一股武侠热潮。有人看武侠片，是喜欢看绚丽的武打场面，也有很多人是因为自己的大侠情结。

　　

　　“侠”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最初的“侠”只是个人行为，随着千百年传承演变，逐渐聚合成了一种文化。侠文化有一些很显著的要素，例如义、勇、信、公平、恩仇和武功等，前三者是“侠”所需具备的品质，而后三者就可以理解为“侠”或者说“行侠”的宗旨、目的和手段。

　　

　　公平，是侠文化第一要义。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旦遭遇“不平”，而自己束手无策时，人们往往会寄希望于外力拯救，这个外力就代表了公平、正义和权威。“侠”在这里就是他力救济，世人所接受的侠文化的内涵也便在此。在重实用的中国社会，“平不平”就是侠文化最突出的现实意义。

　　

　　恩仇和武功在侠文化中其实是唇齿相依的。“报恩仇”意在恩怨分明，否定恩将仇报，但也一定程度上排斥以德报怨。侠文化主张“快意恩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而要实现这一点，武功则是重要保障。武功，也就是武术，侠就是通过这种技术，将了结恩仇的能力掌握在了自己手里，也使其有了替代国家强力机关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如此，行侠也就意味着私用武力解决纠纷，用“不公平”追求“公平”，与程序公正南辕北辙，最终会产生新的“不公平”。

　　

　　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子就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将儒、侠并列为五蠹之二，以严法杜绝。当然，法家打击“侠”，其根本目的不在于维护法制，而是为了禁绝私勇鼓励军功，但“侠以武犯禁”确实是社会存在的现象。

　　

　　两汉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本儒侠并列的局面就不复存在了。儒家文化成为封建正统，而侠文化继续式微。班固之后正史不再为“侠”记传，游侠也渐渐不再成为一种身份或职业。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侠基本消亡了，但是，侠文化的众多要素却一一被保留下来，被各家文化所吸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生命力的一部分。

　　

　　侠文化中“平不平”和“报恩仇”的观念一直以来早已深入人心，而人们将这种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作为准绳时，就会对法治造成冲突。

　　

　　当下，新诉讼法正式实施已有一段时间，程序公正将会是一个时期内司法关注的焦点。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合法性的重要凭证。在实体公正不确定，或是没有达成共识时，程序公正是推断实体公正的主要方式。侠文化也许在主观上追求实体公正，但是客观上，它往往会忽视对实体公正的推定，以片面认定的实体结果作为行事依据。侠文化也许往往盛行于乱世，政府管理松散，法制缺位。在实体公正都无法保障时，更无暇顾及程序公正。这种情况下，侠文化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历史，但也由于行侠权力缺乏监督，因此更容易制造冤假错案。

　　

　　其次，程序公正能够息诉止争，侠文化则更容易造成“世仇”。程序公正推定出的实体公正，具有高度权威，而侠文化则不会有此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权威性不足，个人主观性较强，它所推定的实体结果不一定能达成共识，由此，当事人抵触情绪会更重。另一方面，由于权威性不足以及当事人不服，而强行维持所推定的“公正”，会引起当事人及其亲友，甚至其后代的反弹，就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冤冤相报何时了”等情形。

　　

　　侠，始终是中国人心中一种特殊的精神。司马迁对侠的评定也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侠文化。它所弘扬的公正观、所要求的信、义、勇，我们应该重新正确解读。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