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对此多有解释：《诗经·桧·匪风》毛传云：“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宋徽宗注说：“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此中智慧，千古流传，值得借鉴。 郭德福 作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管理向来是作为一种智慧，而非一门知识被谈及的。它的最高目标不是科学化，而是艺术化。治大国如烹小鲜，象征的就是一种高超的治国艺术。烹煮一条小鱼，只需油盐酱醋恰到好处，但不能随便翻搅它，否则它就烂了。同样，治理一个国家，也不能过多地、随意地人为干预，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国家机器在既定的规则下自发地良性运转。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今天，虽然社会的管理组织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但古人的智慧仍能穿透寰宇，令人掩卷沉思。

　　

　　以正治国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一要义是以正治国。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治国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门邪道；而治兵要“奇”，则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领兵打仗的“诡道”来治国是不行的，而用治国的“正道”来领兵打仗也不一定行得通。儒家宗师荀子最反对的也是治国不正，权术横行。他说：“人君者，隆礼遵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好色多诈则危，权谋倾覆幽暗则亡。”在他看来，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最糟糕的一种治国方案。因为，权术一旦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灭亡了。

　　

　　具体来说，以正治国，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国家这一组织系统就会健康运作，自动调节，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

　　

　　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以至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韩昭侯时期，申不害曾在韩国主政。他打破血缘宗亲的束缚，重用贤才，锐意改革，把弱小的韩国带进了“战国七雄”的行列。但是，申不害有个哥哥，想借助兄弟的关系在韩国谋个一官半职。于是，申不害便去向韩昭侯求情。可是，韩昭侯却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本来就是你主张的。而现在，你又来为自己的哥哥跑关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可见，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变革成功的唯有后来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新法。当时，七国争雄，秦国之所以能够吞并八荒一统天下，正是因为商鞅为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商鞅的新法，虽然历史上褒贬不一，但却是“正”的：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决不失信于民。据记载，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他怕百姓难以相信，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蹊跷，没人动手去搬。商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果然得到了民众的信任。

　　

　　治国以正，赏罚有信，是秦国在硝烟四起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的关键。就连一直恪守德化、对法治颇有微词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对商鞅大加赞扬。他说：商君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就凭这一点，足以治四海，平天下。

　　

　　选贤与能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二要义是选贤与能。这是一种看似平常却高超的领导艺术。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合适的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预。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老子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提出过“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观点。在他看来，君主作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亲为，而是要学会将主动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主席深谙此道，他曾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邓小平也联系自己的经验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出主意，就是抓方针；用干部，就是抓头头。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

　　

　　据载，春秋时期，魏文侯曾与儒生田子方在一起赏乐饮酒。魏文侯对田子方说：“我感觉编钟的乐声不是很协调，左边有些高。”田子方听完后笑了。魏文侯问：“你笑什么？”田子方说：“臣下我听说，国君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乐音。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魏文侯有所开悟。

　　

　　魏文侯作为一国之君，要把国家治理好，只需要把好的乐官选拔出来就可以了，而不是去时刻关心“钟声不比”这样的琐事。对琐事关心得太多，对大事势必糊涂。难怪田子方批评他“审于音而盲于官”。

　　

　　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忙碌”的管理者。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因战起家，虽然骁勇，却不善战。刘邦上马不能征战，下马不能抚民，却最终取得天下，皆因其有独门法宝。个中原因，刘邦最为清楚：“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的确，项羽本事很大，大到不需要别人帮忙。所以，他手下的谋臣都跑到刘邦那里去了，因为在项羽那里没有用武之地，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诸葛亮本事也很大，大到几乎可以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平。但是，这种表面风光的另一面却是：手下的人没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和平台，永远也走不出诸葛亮的锋芒和阴影。三国角逐，蜀国在诸葛亮死后旋即衰弱直至灭亡，原因固然很多，但诸葛亮的光芒太盛，以至于群臣无用武之地，恐怕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无为而为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三要义是无为而为。无为，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点。过去，这一思想多被视为消极，而实际上，老子的“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倡导一种“无为而为”的辩证法，即在顺乎事物自身规律的前提下有所作为。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来，大道运行，自有其章法和规律，一旦人为干预，强制作为，就会陷入异化而不可自拔。具体到治国理政方面，就是要把主动权交给人民，多体察民心民意，而不是拍脑袋决策，凭感觉折腾，以致政令频出，朝令夕改。近日，习近平主席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在回答巴西记者提问时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习近平主席在这里谈到的“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与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意思就是说，领导者不应有自己的私心和偏见，而应该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虽消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但后来的他却不懂得与民休息，总是通过各种政策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动不动就抓壮丁去修坟墓、挖运河、垒长城、征北方、打南蛮……结果却适得其反。后来的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农民战争，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无为而为”的思想在汉朝也得以发扬光大。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鼓励农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提高。到了汉武帝时期，当匈奴屡次侵犯北方边境时，大汉王朝凭借其多年养精蓄锐后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彻底打败了凶蛮强悍的匈奴骑兵，甚至把匈奴赶到了今天的欧洲。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时，静若处子，有为时，动若脱兔。这正是“无为而为”这一辩证法的奥妙之处。

　　

　　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分配都靠计划指令，应该算是有所作为了。但是，这种经济体制却忽视了经济自身运行的规律，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解放。在走过弯路以后，我们才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进行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型。让市场来决定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强加妄为，不行政干预，看似什么也没做，其实已经做了一切。还是老子说得好：“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小政府，而后才会有大管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简政与放权，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前者是“有所为”，通过精简机构、厉行节俭，切实减轻人民负担，完成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后者是“有所不为”，即减少对各行各业的干预、束缚，使其自由发展，不受阻碍，并以法制予以保障。这一观点和政策，体现了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管理规律的深刻洞察，也必将催生出一个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对此，我们满怀期待。

　　

　　（作者 祝和军 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党校）